从语言到大模型：认识论根基的嬗变
在DeepSeek-R1模型发布后，众多企业宣布将其产品接入该模型，例如，微信于2025年2月15日率先在灰度测试中集成该技术，华为、荣耀、OPPO等手机厂商相继跟进。在汽车行业，吉利汽车成为首个接入该模型的车企，极氪、岚图等车企也都快速响应推出了相应计划，科比特、中鸣机器人等无人机企业也开始探索将DeepSeek-R1植入其产品生态。如果DeepSeek只是一个能与用户对话的大模型，这些进行工业生产的科技企业又为何对DeepSeek趋之若鹜呢？
跳出简单的咨询和问答环节，从实际的生产领域来观察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DeepSeek、ChatGPT、Kimi、豆包等通用大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彻底改变了未来工业生产和智能生活环境建设的基本方式。以家用智能机器人为例，传统基于固定编程的运行模式已难以适应需求，由于各家各户的环境不同，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机器人必须具备实时交互调整能力。在现阶段，机器人虽然不能自主思考，但其行为机制依赖摄像头所拍摄到的图像，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算法进行识别，并基于策略规划系统对用户指令作出响应。此类系统通常采用实时数据流与轻量化模型结合的架构，以实现低延迟的交互反馈。如果采用OpenAI的算力堆积策略，不仅会导致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呈指数级攀升，也会使元器件成倍增加。但DeepSeek的算法路径极大降低了机器人的成本，也让更轻量级和低成本的机器人可以成为普遍企业和家庭用得起的产品。
当通用大模型深度融入生产实践与生活场景时，或许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理论思考空间。我们不妨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经典论断切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存在的本质，必须通过与他人、与物质世界、与社会的各种关系来加以把握。基于这一论断，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即社会关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在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人的社会关系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建构的，其一是直接的身体实践，即通过自己的身体与其他人、事物、社会发生关系，并结成一定的稳定的存在论的结构。在人类发展早期，这种实践活动局限于捕鱼、打猎、制陶等简单的劳动行为上。其二是市民社会阶段的扩展性交往。随着社会发展 ，当我们同远方的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仅依赖于身体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就变得捉襟见肘。人们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先只能通过身体交往的局限。
在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交流和传播更多是通过语言来完成，语言承载着人类互动和集体行为的最基本认识论层面的内容，如果没有语言及其认识论，人类之间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交流，也不可能凝聚成团结一致的社会和共同体。在哲学家哈贝马斯等人的研究中，对话伦理学和主体间性哲学探讨的就是人类交流和协商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哈贝马斯明确提出：“自然语言是否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媒介，或者同时还是社会整合的源泉。针对这两种情况，我分别提出了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两个概念。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理解的共识力量，亦即语言自身的约束力能够把行为协调起来；而在策略行为中，协调效果取决于行为者通过非言语行为对行为语境以及行为者之间所施加的影响。”[2]简言之，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行为中，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必要媒介，无论个体的思考方式、成长经历如何，其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即便是语言障碍者，也需要借助手语等替代形式。语言媒介价值在于构建主体之间的共同界面，使不同立场的主体得以协商和对话来解决共同问题，即便最终无法达成一致，语言的作用也不可替代。例如，英国左翼思想家尚塔尔·墨菲（Chantel Mouffe）用公共领域的抗争性（agonistic）斗争[3]反对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协议上的共识（consensus），无论两者主张如何，其对话本身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总而言之，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激进还是保守，政治学派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共享一个基本前提，即实现跨立场、跨阶级、跨利益的交流，都必须依赖语言。语言是构成主体间性哲学的根基。
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4]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质上包裹着一层语言的外衣，这种特殊的符号体系是人类特有的认知工具。人类的存在，或者说人类的主体间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离不开语言。哲学家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出，现代语言不仅奠基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奠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论关系，“倘若语言的存在已完全被归为语言在表象中的功能，那么表象反过来也只有借助于语言才能与普遍物相关联起来。认识和语言是严格交织在一起的”。[5]当我们辨识一种植物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其自然生长状态或物理特征，而是植物学语言构建的关于植物纲目科属的分类体系。通过语言，我们可以认识事物，但我们与事物、自然、世界之间也隔着一层语言的隔膜。语言既让我们拓展了前所未有的视野（如认识南极洲的动植物），也将我们的认识局限在语言解释的范围之中。这意味着，从石器时代部落的口述传统到工业社会机器的技术手册，语言始终作为根本性架构，持续支撑着人类与万物关系的符号化再生产，语言的这种奠基地位，至今未曾遭遇实质性挑战。
当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开启了新技术时代的大门，人类语言在认识论中的奠基性地位才真正遭遇结构性挑战。当前人机交互的核心矛盾在于，传统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性交往模式，已无法覆盖人类与智能体（如工业机器人、智能家居设备等）的新型交互需求。对此，当前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将智能体主体化，即人工智能经过一系列发展后，进化为类似于人类的主体，套用人类主体的概念和交往模式，按照人类惯常的交往模式来建构其占人的主体间性关系。如赵汀阳所言：“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意识通过语言而实现意识的客观化，只有当意识建构了语言这个客观系统，主体性才得以建立。”[6]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此建立人类与智能体的双主体性。这种处理方式的问题在于，智能体的“理解”实质是特定算法对输入信号的模式匹配，而非人类语言认知意义上的“理解”。人类与智能体之间的交流不可能完全由人类语言模式来完成。这就意味着需要另一种模式来处理人与智能体，即人与物的交往方式。语言，尤其是高级语言是人类独有的，而智能体不可能理解这种高级语言。只有将人类的语言简化为机器可解析的代码，如冯·诺依曼的二进制的机器语言，才能与机器进行交流，此即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人与智能体的交流方式。
将智能体与人类看成交往双主体的理论构想，意味着提升智能体地位，赋予其类似于人类的主体地位，但这种将智能体上升到可具有类似人类高级语言地位的方式，更像是人类主体中心主义的臆断。而物体间性的方式则意味着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下沉到可以与物、与智能体进行交互，不过这种交互只有在机器代码层面才能实现，这意味着人类需要通过一个转换器（transformer）或转译器（translator）将人的语言转译为算法可以理解的机器语言。这是一个由海量语料库实现的深度学习和训练过程，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捕捉人类语言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语言中的上下文，在理解之后经自回归生成文本，实现与人类的对话。
这里出现了一个认识论转变。传统的人类交往局限在主体之间，语言是作为主体间性最基本的认知工具。但今天，我们需要面对与无人驾驶的汽车、无人机、智能扫地机器人进行交流的问题，而这种交流无法通过现有的语言模板实现。当我们说“Siri，为我打开手机”时，手机本身并不理解语言。实际上，正是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实现了智能社会的基本要求，即在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建立实时的灵活交流渠道，而这种交流的入口就是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
简言之，未来的智能社会无人机、手机、智能汽车、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武器，以及太空探索的智能仪器和设备等，需要与人类实现灵活交互。在哲学上，这意味着哲学家笛卡尔式的主客体二元论将被更灵活的人与物的关系所取代。物不再是消极地等待着人类主体使用和占有的对象，而是积极地对人类的话语和要求作出反应，而让各种智能物和技术物作出反应的前提是建立人与物沟通的桥梁。人类只需要提出任务，通过DeepSeek等大模型的思考，智能设备便能利用大模型接受相关的感知数据，实时对各种数据按照主体要求作出规划。例如，在智能驾驶中，汽车自动采集路面上的其他汽车、建筑、路面标识、交通信号灯等信息，实现自动规划路径、车道，避开障碍物等。在这个意义上，DeepSeek等大模型构成了智能时代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交互的认识论基础，持续转化和转译双方语言并实现了策略规划与行为选择。DeepSeek的哲学本质，正是广义的物体间性的赫尔墨斯，是智能时代的认识论根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23BSK017）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2]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3]尚塔尔·墨菲：《论政治的本性》，周凡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5]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90页。
[6]赵汀阳：《替人工智能着想》，《哲学动态》，2023年第7期。
[7]夏马尤：《反思无人机》，焦静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41页。
[8]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杨音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9]A. R. Galloway,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p. 31.
[10]参见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
[11]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
[12]B.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6, p. 26.
[13]Y.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24, p. 75.
[14]A. R. Galloway, E. Thacker, M. Wark, 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p. 160.
